译文
我离家外出去远行,无论到哪里,都会敞开宽阔的胸怀。我们要乐观旷达,心里不要难受悲哀。
世上的大事、国家的大事,是很难从没有过错中成功的,就连高官达贵也不是天生得来。
回想广东那轰轰烈烈的禁烟抗英,我蔑视英国侵略者。从今以后,我将游历祖国大地,观察形势,数历山川。
不要理会那般人幸灾乐祸、冷嘲热讽,鄙弃那些“赵老送灯台”之类的混话。
我能力低微而肩负重任,早已感到精疲力尽。一再担当重任,以我衰老之躯,平庸之才,是定然不能支撑了。
如果对国家有利,我可以不顾生死。岂能因祸而逃避,见福就趋附呢?
我被流放伊犁,正
林则徐抗英有功,却遭投降派诬陷,被道光帝革职,发配伊犁,效力赎罪。他忍辱负重,于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7月14日)被发配到新疆伊犁。诗人在古城西安与妻子离别赴伊犁时,在满腔悲愤下写下此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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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联是说:我以微薄的力量为国担当重任,早已感到疲惫。如果继续下去,再而衰,三而竭,无论自己衰弱的体质还是平庸的才干必定无法支持。这与孟浩然的“不才明主弃”、杜牧的“清时有味是无能”等诗句同一机杼,都是正话反说、反言见意之辞。
颔联若用现代语言表达,即“只要有利于国家,哪怕是死,我也要去做;哪能因为害怕灾祸而逃避呢。”此联已成为百余年来广为传颂的名句,也是全诗的思想精华之所在,它表现了林则徐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忠诚无私的爱国情操。“生死以”,语出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:郑国大夫子产因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别人毁谤,他说:“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。”这里的“以”字原意是“为”、“做
诗人因抗英禁烟被贬,远戍伊犁,心中自有一股不平之气。但临行与家人告别,深恐家人担忧,又需笑言相劝,故开首二句强作欢颜。然而这也的确体现出诗人襟怀坦荡,四海为家的壮志豪情。诗人自信抗英禁烟有功无罪,历史自会做出公正结论,面对贬谪问心无愧。“时事”二句便是对人生经验的总结,人不能生而知之,要想办成一件事,总要经过多次反复和波折,包括犯错误。这也是对家人子女的教诲。“风涛”一联以轻蔑口吻讥讽英帝国主义国中无人,外强中干;而自己正好借远戍之机游遍全国,了解情况,寻求抗击侵略者的方法,胸怀广阔,气势豪迈。末二句针对朝中投降派幸灾乐祸,说自己永无回乡之日的谰言。表示自己一定会安全返回家乡,返回首
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》是一组七言古诗。此诗情感基调苍凉悲壮,诗中充溢着深沉的情感与坚定的信念,运用对比、排比的手法进行渲染,既表达了诗人对家人的深情厚意,又展现了其对国家、对民族的忠诚与担当。这首诗不仅具有艺术价值,更具有历史意义,它为我们展示了林则徐这位伟大爱国者的光辉形象与崇高精神。
芋老人者,慈水祝渡人也。子佣出,独与妪居渡口。一日,有书生避雨檐下,衣湿袖单,影乃益瘦。老人延入坐,知从郡城就童子试归。老人略知书,与语久,命妪煮芋以进。尽一器,再进,腹为之饱。笑曰:“他日不忘老人芋也。”雨止,别去。
后十余年,书生用甲第为相国,偶命厨者进芋,辍箸叹曰:“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!”使人访其夫妇,载以来。丞、尉闻之,谓老人与相国有旧,邀见讲钧礼,子不佣矣。
至京,相国慰劳曰:“不忘老人芋,今乃烦尔妪一煮芋也。”已而,妪煮芋进,相国亦辍箸曰:“何向者之香而甘也!”老人前曰:“犹是芋也,而向之香且甘者,非调和之有异,时、位之移人也。相公昔自郡城走数十里,困于雨,不择食矣。今者堂有炼珍,朝分尚食,张筵列鼎,尚何芋是甘乎?老人犹喜相国之止于芋也。老人老矣,所闻实多:村南有夫妇守贫穷者,织纺井臼,佐读勤苦,幸获名成,遂宠妾媵,弃其妇,至郁郁而死,是芋视乃妇也。城东有甲乙同学者,一砚、一灯、一窗、一榻,晨起不辨衣履,乙先得举,登仕路,闻甲落魄,笑不顾,交以绝:是芋视乃友也。更闻谁氏子,读书时,顾他日得志,廉干如古人某,忠孝如古人某,及为吏,以污贿不饬罢,是芋视乃学也。是犹可言也;老人邻有西塾,闻其师为弟子说前代事,有将、相,有卿、尹,有刺史,守、令,或绾黄纡紫,或揽辔褰帷,一旦事变中起,衅孽外乘,辄屈膝叩首迎款,惟恐或后,竟以宗庙、社稷、身名、君宠,无不同于芋焉。然则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,岂独一箸间哉!”
老人语未毕,相国遽惊谢曰:“老人知道者!”厚资而谴之。于是,芋老人之名大著。
赞曰:“老人能于倾盖不意作缘相国,奇已!不知相国何似,能不愧老人之言否?然就其不忘一芋,固已贤夫并老人而芋视之者。特怪老人虽知书,又何长于言至是,岂果知道者欤?或传闻之过实耶?嗟夫!天下有缙绅士大夫所不能言,而野老鄙夫能言之者,往往而然。”
余生足下。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,为足下道滇黔间事。余闻之,载笔往问焉。余至而犁支已去,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,去年冬乃得读之,稍稍识其大略。而吾乡方学士有《滇黔纪闻》一编,余六七年前尝见之。及是而余购得是书,取犁支所言考之,以证其同异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,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,传闻之间,必有讹焉。然而学士考据颇为确核,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,二者将何取信哉?
昔者宋之亡也,区区海岛一隅,仅如弹丸黑子,不逾时而又已灭亡,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。今以弘光之帝南京,隆武之帝闽越,永历之帝西粤、帝滇黔,地方数千里,首尾十七八年,揆以《春秋》之义,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,帝昺之在崖州?而其事渐以灭没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,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,其或菰芦泽之间,有廑廑志其梗概,所谓存什一于千百,而其书未出,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,不久而已荡为清风,化为冷灰。至于老将退卒、故家旧臣、遗民父老,相继澌尽,而文献无征,凋残零落,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、乱贼误国、流离播迁之情状,无以示于后世,岂不可叹也哉!
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,金匮石室之藏,恐终沦散放失,而世所流布诸书,缺略不祥,毁誉失实。嗟乎!世无子长、孟坚,不可聊且命笔。鄙人无状,窃有志焉,而书籍无从广购,又困于饥寒,衣食日不暇给,惧此事终已废弃。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,而又何况于夜郎、筇笮、昆明、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?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,书稍稍集,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,民间汰去不以上;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,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,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,皆不得以上,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。甚矣其难也!
余员昔之志于明史,有深痛焉、辄好问当世事。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,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,又足迹未尝至四方,以故见闻颇寡,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。足下知犁支所在,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,则不胜幸甚。